为顺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需要、探讨外国文学经典的跨语种跨媒介传播、总结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意义和学术贡献，（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联合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金沙集团1862cc等多家单位，于2021年11月27日联合主办“百年中国外国文学学术历程与跨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 

百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的学科发展与研究历程始终与三条道路密不可分、交织互动。其一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道路；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文艺政策；其三是中外语言文学翻译互鉴的文明交流。鉴于此，大会致辞环节的嘉宾首先就建党百年与文艺发展的关系做出提纲挈领的引言。

浙江省社科联名誉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蒋承勇教授指出，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是思想解放的风向标、是民族复兴的奠基石、是文明高度的测量尺。而新时代的青年学者应该在复兴民族文化与提升民族自信的初衷上对待所有外来文化，凸显中国立场与中国观点，将“译介基础上的研究”与“研究基础上的译介”质效并举。此番讲话对新一代学人可谓委以柱石之寄。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吴笛教授以中国诗歌百年英译的三个高潮为例——1915年庞德译《华夏集》、1965年斯奈德译《寒山诗》以及近年来德古意特《中国人文经典》系列丛书的出版——指出中国文学产生国际影响的兴衰变化正是国家软实力的一大体现，当今新时代是中国文化外译的新起点与新高度。吴笛教授还以“文化中国”的强国政策为切入点，指出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秉持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学术责任与理念，近年来不断开展跨文化研究和中外文学研究，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事业、促进中东西文明的交流互鉴、搭建国内外文学研究从业者交流平台，并逐渐成为具有10个二级学术分会的国家级文化团体。

本次研讨会共有与会嘉宾100余位，设有9场主旨发言，3场分论坛讨论，讨论的主题总体分为3大类，分别是外国文学经典的跨学科阐释与跨媒介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比较与理论资源互补、翻译理论与翻译文学的研究范式等议题，这些研究既是我国学界近年来的前沿热点，也是新文科建设与大文学观念的产物。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资深教授从《“镜”→“灯”→“屏”——19世纪文学思潮的嬗变》为切入点，列举了表现说、再现说、显现说对“现实”的不同阐释。他指出左拉等自然主义者既反对浪漫主义的极端表现，又否认摹仿和再现所能达成的绝对真实，由此开拓出了一种崭新的“显现”文学观——“显”即现象自动的呈现，意在强调文学书写要基于现象的真实，要尊重现象的真实，不得轻易用武断的结论强暴真实；“现”即作家个人气质、趣味、创造性、艺术才能的表现；“显现”就是作家主体在文本中所达成的再现与表现的交融。自然主义的“屏”之“显现说”，不仅是在新哲学思潮影响下对正统文化的敏锐反应，更是对自荷马以来的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剧烈质疑与颠覆，这种革新接通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关联。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当代外国文学》主编、南京大学杨金才教授题为《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之我见》的报告，主要关注的是21世纪以来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杨金才指出新世纪外国文学律动的内涵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以艺术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并表达思想，语言与世界之关系常常是美学和政治争论的中心；二是叙事视角、审美追求、呈现方式和行文品格各有千秋，不同程度地回应、参与或批判历史进程，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展现人类新的自我与心路历程；三是叙事策略、创作主题、创作题材上的新探索，运用具有后现代标志的多种创作手法描写现实，在坚守传统方面努力拓新。在此基础上，他以全球化进程、911文学、都市文学、网络文学、生态文学为关键词，厘清多国（特别是英美）新世纪文学的脉络，并举例“世界主义”与“命运共同体”范畴之辩来凸显文本深层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倾向。 

《山东外语教学》主编、《基础外语教育》联合主编、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卓教授以《“琼斯皇”和他的前世今生——从<琼斯皇>的跨媒介改编谈起》为题，探讨奥尼尔的《琼斯皇》中的种族再现问题以及“他者”再现伦理。这部充满争议的戏剧能够存活下来成为戏剧经典的原因恰恰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跨媒介改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的电影改编和1993年伍斯特剧团改编。这些改编的初衷、改编的策略以及影响是美国文化中黑与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缩影。电影改编和剧团改编分别采用了情感共鸣和间离效果这两种完全相左的戏剧表演方法，然而却出于一种完全相同的初衷：解决奥尼尔戏剧中的“他者化”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主义。从《琼斯皇》问世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改编修正策略、观众接受、学界评论等，不难看出再现“他者”涉及到的问题：真实性问题→谁有权利再现“他者”→地位、阶级、性别、种族等。正如香农·斯蒂恩所言：“随心所欲地呈现被压迫者表现的悲伤的品质，又随心所欲地抛弃，毫无疑问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白人的、富有的特权。”该剧存在两种对立的话语体系，没有一个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此种矛盾书写可能既是奥尼尔的局限，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中外文学关系比较与理论资源互补研究立足于推动本国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中外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谱系关系中把握关键术语及核心命题，为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华中师范大学苏晖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国理论资源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至今虽已产生一定的国内外影响，但仍需去粗取精、需要不断发现自身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在对话中整合新的思想资源寻求新的突破。首先应拓宽“伦理道德批评”内涵外延以展开新的研究视域；其次应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命题范围及其与审美价值的关系；再者应努力建构针对不同文学体裁的不同批评术语等。据此，苏晖认为中国伦理道德批判传统视域的引入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应有很大价值，她力图从礼乐文化、依经立论、文学自觉、据道论文、文学新质、新旧变革等中国文论关键词入手，进行下一步的理论研究。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浙江省外文学会会长、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殷企平教授以《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为题，对“伊格尔顿体”的趣味问题展开论述。他从各种价值问题的甄别手法入径，指出高深的理论辨析与具体的作品细读在伊格尔顿的手里都显示了不可多得的鉴别力/鉴赏力，而其中的诀窍可以归结为：辩证法。殷企平强调，如果不从公共精神的角度切入，任何对伊格尔顿趣味观的认识都会大打折扣。这在伊格尔顿跟布尔迪厄的交集中可见一斑：前者曾批评后者的信仰里缺乏了解放全人类的诉求。对伊格尔顿来说，这一诉求是趣味的最高体现。因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条，它意指人们在阶级社会里践行的角色，意指那些把他们束缚于社会功能的价值观、思想和形象，这些东西阻碍他们真正地了解整个社会。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俄罗斯文学分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刘亚丁教授做了题为《类型学的文学移植：袁枚和杰尔查文自然诗比较研究》的报告，他介绍了类型学的概念，认为类型学之于语言学研究相对比较常用，而在文学研究中却尚属于冷僻领域。刘亚丁借用И.А.波罗尼娜对“类型学关系即独立发展、互不联系的关系”的概括，对18世纪的中国诗人袁枚和18世纪俄罗斯诗人杰尔查文的自然诗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从观念层看，袁枚不借助神的中介与自然达到主客无间的交流，杰尔查文则营造了人-神-自然互通的三位一体；从意象层看，袁枚更钟情于静态描摹，杰尔查文更多追踪自然的动态过程；从织体层看，袁枚的诗中客观的“言者”的第三人称式的描述略多，杰尔查文诗中“言者”的参与更为显著。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类专业教指委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诗歌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罗良功教授的发言题为《译名困局与学术规范建构：关于“美国非裔文学”译名纷乱的思考》。他指出，近百年来被视为美国重要组成部分的“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在美国文化中的命名随着美国社会文化潮流几经流变，经历了从Negro Literature, Black Literature, Afro-american Literature等名称的更替后逐渐统到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其汉语译名也多次更迭，如“美国黑人文学”、“非(洲)裔美国文学”、“美国非(洲)裔文学”等等，形成了当前多种名称并用的纷乱困局，给学术资源的梳理与运用、学术领域的认同与协作造成了诸多障碍。罗良功提议明确使用“美国非商文学”这一表述，名称的统一对于凝聚各方的学术力量、形成新的文化认同、整合相关学术资源等就具有重要意义。使用“美国非商文学”这一名称既是顺应汉语里表述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语言习惯，同时也兼顾当前已为中国学界广泛接受的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的表述,如“美国印第安文学”、“美国犹太文学”、“美国亚裔文学”、“美国奇卡诺文学”等，统一表述将对美国非商文学和美国文学规范、健康、协调地发展大有裨益。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认知翻译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做了题为《百年中国的变迁与翻译观念的嬗变》的主题报告。在国际权力关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语境下，欧美等西方国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发生了多次转变，这与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和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变革及其对“他者”的不同需求息息相关。这些变化在深刻影响西人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外译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进步”为核心的现代性观念，并依此构建出一种具有优劣之分的“文明等级论”。这种“文明等级论”伴随着西方的殖民侵略与扩张以及各学科的发展逐渐渗透到各地人民的意识中。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传教士和后来几代汉学家所做的中国文学译介到底暗含何种价值取向以及对西人眼中的中囯形象造成了哪些影响，这都需要仔细辨别。因此，深度探究西人英译中国文学的目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文化误读及其背后的心理流变等问题，找出其问题所在并分析这些问题造成的影响就显得十分紧要。

       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会长、《文学跨学科研究》主编、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聂珍钊教授在题为《数字人文与文学观念革命》的发言中，再一次展示了他对于“脑文本”的研究思考，力图从脑文本角度丰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聂珍钊认为脑文本是一种文本而非语言，它存储在人的大脑中。而借助人的发音器官进行口头表达与借助符号进行书写是表现脑文本的两种基本方法。口头表达即为语言表达，是人类传递信息和进行交流的最主要方法。通过符号表达即为文本表达，是人类进行交流的次要方法。文本可以转换成语言，语言也可以转换成文本，但无论语言或是文本，都是表达脑文本的方法。保存在大脑中的脑文本经过发音器官转换成声音，即生成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从脑文本转换而来的，都是脑文本的声音形态。语言不具有实体性，不是先在的东西，而是生成的，具有即时生成性，语言是脑文本的声音形态, 文字是脑文本的书写形态。 

会议的三个主要分会场。分别是由程丽蓉教授主持、刘富丽教授评议的“外国文学经典的新视角与再阐释”；由唐丽萍教授主持并评议的“翻译研究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以及由何卫华教授主持、郭晓霞教授评议的“文学的跨媒介传播与跨学科互涉”。数十位高校教师与研究生代表参与了分组论坛。其中二十余位教师（按姓氏拼音排序）蔡玉辉、程丽蓉、何辉斌、金学品、李开、李美芹、李新德、李燕、凌喆、罗杰鹦、欧荣、邵薇、王红玫、王松林、吴聪慧、薛青、应宜文、张生珍、章汝雯等等做了论坛发言。还有十余位硕博生后备力量（按姓氏拼音排序）姜文、林少晶、莫木色加、宋天若、王铮、谢苗苗、张驰、张蓝月等等做了汇报交流。分论坛可谓观点碰撞、火花四溅，既有理论的阐发，也有经典文本的再阐释，还有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独到解读。跨学科、跨媒介、跨语种、跨文化研究都是文学研究的方法和策略，最终目的则是呼唤新一代学者努力冲破学科壁垒与媒介屏障，回归文学初心。 

大会闭幕式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校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朱文斌教授与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我校傅守祥教授分别做了致辞与总结，感谢与会嘉宾的鼎力支持与科研分享，并对国家一级学会与省一级学会未来一年的工作做出了部署与展望。